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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同學會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創建

      日期:2016-05-04 15:37:00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
      字號:【小】【中】【大】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黃埔軍校的诞生,与当时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系;混战、战乱,是黃埔軍校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军事、军队、军人这“三军”问题,在当时是乱世社会最为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是战争的急需直接催生了黃埔軍校。

        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使延續幾千年的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是,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並沒有能夠走上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逐步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産。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這一切,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則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要使國家獨立富強,人民解放,唯一出路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這也就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反帝,反封建!成爲當時社會進步力量的最響亮口號;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爲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年輕時曾幻想以改良的手段挽救中國。他上書清廷,但屢遭拒絕,這使孫中山“知和平之法無可複施”。之後至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統治之前,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策劃了數十次武裝鬥爭,著名的起義多達16次。這些起義“啓武漢之先聲”,構成了辛亥革命威武雄壯的前奏曲。

        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是廣州起義,又稱“乙未廣州之役”、“第一次廣州起義”。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了中國最早的資産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機關,並著手籌劃組織發動武裝起義,議定孫中山前往廣州專任軍事准備,楊衢雲駐香港負責籌款、募兵及運輸槍械。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楊衢雲、陳少白等在香港開會,決定聯絡廣東各地會黨和防營,于重陽節在廣州起義,襲取廣州作爲根據地,並從這裏北伐,以推翻清朝統治。起義總指揮部設在香港興中會總機關,對外稱“乾亨行”,以商業作爲掩護。陸皓東等人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設立起義指揮機關,成立興中會廣州分會,對外稱“農學會”,以研討農桑新法爲號召,得到廣州一些著名官紳的支援,迅速發展會員數百人。孫中山來往于廣州、香港及家鄉香山縣之間,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從秘密和公開渠道進行起義籌備工作。當一切准備工作接近就緒時,不幸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搜捕,陸皓東被捕犧牲,孫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這次中途夭折的起義,作爲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的武裝鬥爭發端載入史冊。

        之後,孫中山又直接或間接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如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軍起義、惠州三洲田起義,1904年長沙起義,1906年萍浏醴起義,1907年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皖浙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安慶馬炮營起義、雲南省城起義,1909年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黃花岡起義,等等。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發動的這些起義,沈重地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震動中外,成爲辛亥革命的一次次重大預演。起義將士所表現出來的慷慨赴難、英勇頑強、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極大地振奮了廣大革命黨人和民衆,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孫中山的“共和國”是有其名無其實。袁世凱用“槍杆子”說話,代替了清朝皇帝,日本和美國趁歐戰之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內外交困的中國,陷入北洋軍閥以及全國大小軍閥的混戰中,長達數十年。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發生分歧,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北洋系統的軍閥分裂成許多派系,北洋嫡系又分裂爲皖系和直系兩大派,中國開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大混亂局面。

        在北洋軍閥各派系中,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軍閥勢力最大。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的四年間,是皖系軍閥統治時期。皖系以段祺瑞爲首,他上台後的基本政策是推行親日外交,繼承北洋軍閥主力,擴充皖系軍事實力,竊取北京中央政權,以安徽、山東、浙江、福建等省,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依靠日本的扶持,武力統一中國。直系軍閥以馮國璋爲首,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直隸等省,投靠英美帝國主義,割據東南。在東北地區的張作霖是日本軍國主義扶植下的工具,在袁世凱稱帝期間,形成了奉系軍閥的割據勢力。山西的閻錫山原是袁世凱的支持者,袁死後,仍占據山西,成爲晉系軍閥。西南各省,在護國運動中,許多軍閥宣告獨立,名義上反袁,實際上趁機搶奪地盤,分別形成了唐繼堯的滇系(雲南)、陸榮廷的桂系(廣西)、龍濟光的粵系(廣東)和譚延闿的湘系(湖南)。

        在這些軍閥中,勢力最大的皖、直、奉三系是當時中國軍閥統治的主角,在此後的十年中,他們先後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權,進行了長期的混戰。

        繼袁世凱之後出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17年6月,皖系軍閥張勳以調解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沖突爲理由,帶兵進北京,趕走黎元洪,解散國會。段祺瑞召集臨時參議院,迎直系軍閥馮國璋(原副總統)任大總統,自任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

        孫中山曆來把辛亥革命後的臨時約法和國會,視爲“民國”的象征。爲維護“臨時約法”,他于1917年夏秋之際親自率領脫離北京政府的部分海軍艦隊,南下廣州,並聯合西南各省宣布獨立的滇系、桂系軍閥,進行護法。一部分國會議員也相繼抵達廣東。8月,召開非常會議,發表護法宣言。9月,護法軍政府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爲海陸軍大元帥,桂系軍閥陸榮廷、滇系軍閥唐繼堯爲元帥。在護法號令之下,西南六省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宣布以武力對抗北洋軍閥政府,開始了“護法之役”,戰場的中心在湖南地區。

        然而,在北方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根本沒有把南方的護法政府放在眼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皖系軍閥更加肆無忌憚。皖系北京政府的軍費開支,占全部財政支出的70%。爲了籌措龐大的軍費,皖系軍閥不僅出賣國家主權,乞借外債,還對人民進行瘋狂的掠奪。除了多征捐稅,搜刮民財,還竭澤而漁。在皖系軍閥統治時期,適逢中國廣大地區天災流行。1917年,南方的水災尤以湖南爲重,10余縣洪水滔天,房屋倒塌,田禾盡淹;北方的直隸省從1917年7月到1918年4月,水災長達10個月,被淹地區103個縣,災區面積一萬多平方公裏,被淹田地24萬多頃,災民6300多萬。這些災患不僅得不到救治,災區人民還要遭受軍閥趁火打劫的搶掠。

        段祺瑞的親日外交,在國際上引起英美的妒忌,在國內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皖系北京政府簽約的中日軍事協定消息一傳出,中國留日學生和國內學生紛紛成立救亡團體,采取行動。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當權人物也都通電查問。全國上下的反段氣氛,把本來存在的直皖矛盾更加推向尖銳化。1918年10月,馮國璋的總統期滿下台。爲了緩和直皖矛盾,段祺瑞也于10月辭去國務總理職務,專任“參戰督辦”。安福國會推老官僚徐世昌爲總統,供其利用。段祺瑞退居幕後,實際上仍然操縱著北京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等國先後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護法政府提出停戰議和的勸告。徐世昌上台時,極力標榜“偃武修文”,“勸國中各派領袖犧牲意見速謀統一”。吳佩孚討伐西南占領衡陽後,私下與南方訂立休戰條約,通電請罷內戰,駐湘前敵兩方軍官也聯名通電,主張從速恢複和平,一時和平空氣驟增。1918年11月,徐世昌發布停戰令。次年2月,南北和議會議在上海召開。南方政府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取消參戰借款、解散參戰軍爲議和先決條件,北方政府斷然拒絕。如此這樣互不相讓,南北和議只能是反複爭論,往返吵鬧,毫無結果。段祺瑞無視全國輿論的指責,指使北方政府代表發布與日本訂立延長軍事協定的協議,公然與和議相對抗,南北和會的結局只能是最終走向破裂。

        在直系軍閥的主和之議發起時,西南的桂系軍閥便積極醞釀妥協。爲了便于向北方的軍閥求和,他們在1918年5月改組了軍政府,廢大元帥一長制爲七總裁合議制。原來的護法政府經過這樣別有用心的改組,完全變成了徒具形式的議和組織,孫中山在實際上被排斥在外。孫中山憤恨桂系軍閥的跋扈,本身卻又無力反擊,被迫向國會非常會議提出辭職,離開廣州,再赴上海。至此,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護法運動遭遇失敗。

        經過這一番挫折,孫中山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他從廣州到上海後,回顧護法政府的情形,說:“艱難支撐一年之久,孑然無助,徒爲親厚所痛,仇雠所快,終于辭職以去。”

        老奸巨猾的徐世昌,他上台本來就是爲了操縱派系鬥爭以維持權位。爲了保住總統的寶座,他只有縱容段祺瑞等派軍閥。段祺瑞等在加強邊防、國防的幌子下,進一步自由地使用賣國借款,擴充實力,准備內戰。這時的孫中山仍是一籌莫展,一時間意志消沈,完全陷入苦悶和絕望困境。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爲中國國民黨,以圖更新,東山再起。直到1920年10月,擁護孫中山的粵軍驅逐了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由桂系操縱的政府隨之瓦解,廣東軍民歡迎孫中山回粵主政,11月孫中山才再次回到廣州。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不論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農民戰爭,還是資産階級的維新運動,或孫中山本人領導的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民階級和資産階級的曆史局限性。而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裝,則是導致運動悲劇結局的重要因素。

        辛亥武昌首義,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趕跑了皇帝,建立了中華民國,武裝鬥爭取得了積極成果。但是,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很快就被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資産階級革命黨在長期的武裝反清鬥爭中始終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此後,孫中山雖然又多次組織討袁和護法戰爭,但均告失敗。這些武裝鬥爭失敗的經驗表明舊軍閥決不會成爲革命的助力。

        旁觀者清,魯迅即總結說:“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于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建立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裝,成爲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面臨的時代主題。

        孙中山创建黃埔軍校是因为他认为要创造革命军,首先要有一个革命党。而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南方还没有自己巩固的政权,没有一个可靠的环境来创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因此,孙中山搜索世界新潮流的目光所到之处,有两个令他心情振奋的耀眼亮点:一个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几年就呈现出蓬勃生机;另一个在国外,俄国领袖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上海致电苏维埃政府和列宁:“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民国日报》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

        聯合中國共産黨,“以俄爲師”,成爲孫中山創建革命軍的最初認識。他決心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先創辦軍官學校,作爲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综观黃埔軍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的那天起,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並開始運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然而,當時的中國共産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中國的國情、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況且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具備自己創辦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的條件,只能是協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

        1921年5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開會,議決成立正式政府,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准備北伐。孫中山以非常大總統兼陸軍大元帥的名義,再度舉起護法的旗幟,積極籌備北伐,以圖打倒北洋軍閥。年底,共産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在中國共産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和孫中山在桂林桂王府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3點建議:(1)改組國民黨,特別是要與農民、勞工大衆實行大聯合;(2)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3)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合作。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表示十分贊同,但是,並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方面他正在進行北伐,幻想利用兩廣軍閥打敗北洋軍閥;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共産黨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因而,還沒有下定合作的決心。

        1922年6月,北伐軍進入江西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被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收買,在廣州發動政變,炮轟總統府,妄圖置孫中山于死地。孫中山避難于永豐艦,依靠擁護他的一點海軍與叛軍對峙,同時手令進入江西的北伐軍會師靖難。後因局勢無法挽回,孫中山不得不于8月9日再次離開廣州,退避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失敗了,使孫中山陷入了絕望的境地。

        經過第二次護法失敗,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打倒另一派軍閥,不能完成革命;要使革命勝利,必須尋找新的途徑。

        特別是陳炯明的炮聲,徹底把孫中山震醒了。嚴酷的現實,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思。“艱難頓挫”的教訓已“逼他到自己覺悟”。他終于在慘痛的失敗中認識到“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我們的革命,便沒有完全成功”。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他始終沒有自己的軍隊,只是拉攏、依靠一派軍閥去攻打另一派軍閥,最終充當了驕兵悍將爭奪地盤的工具。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去打倒另一派軍閥是斷無成就的,在建軍問題上非尋找新的道路不可。

        在這一期間,中國共産黨也努力鞏固和發展與國民黨的合作。1922年6月,中國共産黨發表對于時局的宣言,贊揚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的精神,也善意地批評了他幻想帝國主義和軍閥支持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出革命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7月,中共“二大”通過《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提出要同孫中山爲首的國民黨合作,組織民主聯合戰線。8月,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進一步決定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即共産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組爲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

        9月,孫中山到達上海時,中共中央派李大钊、林伯渠會見孫中山,直接給他以幫助。孫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産黨人參加的會議,研究國民黨改組計劃,成立專門機構,負責起草改組宣言、新的黨綱和黨章。他多次與李大钊、林伯渠、陳獨秀等共産黨領導人商談,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要求中國共産黨和列甯派人幫助。中國共産黨向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與孫中山的會談中,討論了國共兩黨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

        蘇聯特使越飛來華,先後與孫中山、廖仲恺舉行多次會談,特別是進一步商討了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同年冬,孫中山派廖仲恺爲代表與蘇聯代表越飛再次舉行談判,蘇聯向孫中山提出建立聯合工農群衆的政黨和革命武裝的建議。最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確定了國民黨實行聯俄政策和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原則。

        1922年最後的幾個冬日裏,孫中山接受了蘇聯和中國共産黨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産黨同他合作,決定改組國民黨。李大钊等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加快了孫中山“聯共”的步伐。共産國際做出了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産黨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但不應與國民黨合並,不應在革命運動中隱瞞自己的旗幟。

        1923年1月中旬,在廣西境內的滇軍和桂軍各一部,以擁護孫中山的名義進軍廣州,驅逐了陳炯明。2月,孫中山再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繼續推進國民黨改組工作。當孫中山由上海准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他的思想在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人的影響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總結和吸取以往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在革命鬥爭中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軍隊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軍校和革命軍隊的決心,做出了先創辦軍校的重大決策,准備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創辦軍官學校,作爲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這年新年伊始,國民黨與蘇聯正式建立了聯盟關系,開始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行動。6月,中國共産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問題。爲了統一全黨思想,正式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通過了共産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孫中山重回廣州和中共“三大”的召開,加快了國民黨改組工作的步伐,中國革命形勢再度出現新的局面。

        1923年10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了有共産黨員參加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聘請蘇聯人鮑羅廷爲顧問。11月,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和黨綱草案,並籌備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實現國民黨的改組。中共方面則根據“三大”會議精神,要求各地黨組織與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合作,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選舉優秀黨員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

        联俄、联共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黃埔軍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

        孫中山在重建大元帥府時,特別邀請蘇聯政府派遣軍事專家和政治工作人員到廣州,協助建軍工作。並提出了委派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政治、軍事的初步設想,確定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等問題。關于赴蘇聯考察的人選,中共領導人參與了研究,張太雷參加了許多重要會談活動,可惜他犧牲太早,沒有能把與中共領導人彙報、協商的情況記錄下來,留下一段空白。

        就在選擇代表團人員的組成中,原來名不見經傳的蔣介石浮出水面。還在一年前孫中山在同共産國際代表馬林會晤時,表示“願派一個最能幹的人作爲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蘇俄的政治、黨務和軍事,學習俄軍經驗,組建自己的軍隊。3月1日,廣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後,孫中山便積極開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工作。而蔣介石對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但他爲了博取孫中山的信任,確立自己的地位,非常想得到這個出訪莫斯科的機會。況且,在十月革命勝利後,蔣介石也曾一度對蘇俄産生過敬慕和向往。7月13日,他毛遂自薦,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向孫中山主動請纓:“爲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爲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孫中山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這主要因爲蔣介石對孫中山表現得很忠誠,又學過軍事,有一定才能,當時只有30歲出頭,可說年輕有爲,因此得到了孫中山的充分信任。

        孫中山在與馬林、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後,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4人組成:蔣介石(爲負責人)、張太雷(共産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産黨員)、王登雲(後爲蔣介石的英文秘書)。這次蘇聯之行曆時3個多月,是孫中山同中共和蘇聯共同商定籌劃的一次重要的訪問活動。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国内积极进行筹建军官学校的工作,对建校工作抓得很紧,并亲自勘察校址。9月,他派人到北京同苏联大使加拉罕商谈创办军事学校事宜,加拉罕后写信给孙中山,介绍鲍罗廷到广州工作。10月,孙中山签署了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旋又聘为顾问。在10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党务讨论会上,孙中山提出在广州设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号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国学习军事。讨论军校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原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但没有过多久就改了。否则,黃埔軍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11月26日,孫中山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討論組織國民黨志願師和創建軍事學校等問題,並決定把講武堂改爲“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招生對象包括黨內外一切有志獻身國民革命事業的,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孫中山親任校長,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爲國民黨改組委員,組成革命的核心領導組織,推動國民黨改組和軍校籌建工作的開展,特別責成由廖仲恺和鮑羅廷負責軍校的具體籌建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範大禮堂(鍾樓)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後人概括爲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也就是這次代表大會上,宣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並通過了這一提案。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官學校的籌建。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宣布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爲委員長,李濟深(鄧演達代)、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7人爲籌備委員。中國共産黨委派張崧年(申府)參加籌備工作。孫中山先後聘請鮑羅廷爲政治顧問,加倫爲軍事顧問。這是孫中山在共産國際代表和共産黨創始人李大钊的幫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

        軍校的創立,是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以來曆次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試圖用武裝鬥爭尋求革命新道路的結果。

        1924年1月28日,孫中山在宣布籌委會名單的同時,擇定以廣州近郊黃埔長洲島原有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舊址爲陸軍軍官學校校址。

        黃埔島,又稱長洲島。位于廣州市東郊,面積只有6平方公裏,島周圍長約20余裏,南連虎門,扼珠江要沖。從廣州市區到東郊碼頭,再乘當時的汽船行駛約一小時,水煙連天中便遠遠看見黃埔島靜臥前方,兀立江心,如同一名哨兵,扼守著廣州的門戶,是曆史上有名的長洲要塞。島上山巒起伏,當中一座山峰名拔旗山,林木蔥茏,四面環水,環境清幽,是一處既爲軍事要樞、又極利于興武講學的好地方。清道光年間,禁煙的林則徐大帥在這裏修築了多處炮台,以後又建立了軍事要塞。

        选址黄埔岛,体现了孙中山先生高深的战略眼光。他之所以选定这里为校址,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滇桂军阀盘踞广州,大小军阀随时发山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在远离市区的孤岛办军校则可以避开军阀的控制和干扰。其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筑有炮台,与隔江相对的鱼珠炮台、侧面沙路炮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把守控制江面,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便于学习与练武。其三,岛上的清末陆军小学堂校舍仍在,稍加修葺即可使用,节省了当时相当紧张的人力和资金。正是在这几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黃埔軍校得以顺利建成,并得到良好的发展。黃埔軍校有了这么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大便宜。

        黃埔軍校建立时,全国各省、广东各地都处于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苦难之中。孙中山革命政府局处在广州一隅之地,既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强敌陈兵压境于省外,又有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叛逆,伺机逞兵作乱于省内。500师生困于内忧外患之境,危于旦夕之间。在四面环水的黄埔小岛创校之初,就遇到大小军阀张牙舞爪,时刻欲将之噬吞于襁褓之中。杨希闵、刘震寰先后多次扬言派兵来犯,解除黄埔武装;师生们被迫星夜过江,布防应敌。孙中山革命政府与黃埔軍校,犹似慈母幼儿,相依为命。

        孫中山經常親自到軍校視察,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軍校“海關樓”小住,檢查工作,聽取彙報。要求師生嚴格掌握“政治與軍事並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教學方針,並根據“親愛精誠”的校訓,倡導“團結”、“犧牲”、“奮鬥”三大精神。從1924年6月16日軍校正式開學,至同年11月1日他離穗北上,在短短的4個多月時間裏,孫中山先後五上黃埔島,親臨軍校視察,從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方針政策上給予巨大的關心和指導,時時關心著軍校的建設和發展。

        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致词,发表了长篇演说。他首先郑重宣布,创办黃埔軍校的目的,“就是创造革命军,求挽救中国的危亡”。强调办军校要学习苏联经验,指出俄国革命之能成功,是“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他阐明了办校的起因和方向,指出:“中国革命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他接着指出了办校的目的和指导方针:“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员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黃埔軍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孙中山选集》下卷,1966年版)

        孙中山的这个讲话记录稿长达7400余字,足足讲了1个多小时。他在这个著名的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的事业”,做革命军,除了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理想,还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因此,一定要学好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 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孙中山对第一期学员寄予极大的信赖和深切的期望,在他结束讲话时,表示“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以完成拯救中国的大业。

        1925年5月,身患重病的孙中山获悉以黃埔軍校教导团为骨干的东征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特电军校,表示祝贺,并电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爱惜黄埔学员,不要轻易牺牲黄埔学员,宁可损失1个营,也不要损失1个军校学员,并对随军东征的学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当军校领导向学员们宣读孙中山先生发来的电报,宣布军校学生克日开拔返校时,全体学生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孙中山在京逝世的消息传来后,黄埔师生无不痛哭流涕,深切缅怀先生5次来校的情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下,黄埔师生在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东方红军”。

        黃埔軍校是孙中山后期苦心经营的一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他对军校倾注了极大精力,寄托了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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