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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同學會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産物

      日期:2016-05-04 14:53:00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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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黃埔軍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寄予希望,并携手通力合作,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军校创建的历程说明,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1)國共兩黨通力協作籌辦軍校

        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人的幫助,使孫中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聯合中國共産黨,“以俄爲師”,是孫中山創建革命軍的最初認識。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的那天起,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並開始運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然而,當時的中國共産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中國的國情、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況且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具備自己創辦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的條件,只能是協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

        统观黃埔軍校创办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参与了创办军校的全过程。当时的形势复杂纷纭,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创办过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直接见面不多,其中起穿针引线、搭桥铺路的主要人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加拉罕,全权代表鲍罗廷,中共代表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为办好黃埔軍校作出重大贡献,在黃埔軍校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中给予孙中山坚决的支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处于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又称“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苏时,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为建立军校出谋划策。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准備北伐。年底,共産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在中國共産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和孫中山在桂林桂王府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三點建議:一是改組國民黨,特別是要與農民、勞工大衆實行大聯合;二是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三是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合作。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表示十分贊同,但是,並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方面他正在進行北伐,幻想利用兩廣軍閥打敗北洋軍閥;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共産黨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因而,還沒有下定合作的決心。

        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使孫中山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到達上海時,多次與李大钊、林伯渠、陳獨秀等共産黨領導人商談,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要求中國共産黨和列甯派人幫助。中國共産黨向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李大钊、林伯渠等在與孫中山的會談中,討論了國共兩黨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8月,蘇聯特使越飛來華,先後與孫中山、廖仲恺舉行多次會談,並進一步商討了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最後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當孫中山由上海准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他的思想在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人的影響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總結和吸取以往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在革命鬥爭中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軍隊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軍校和革命軍隊的決心,做出了先創辦軍校的重大決策,准備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創辦軍官學校,作爲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1922年最後的幾個冬日裏,孫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加快了他“聯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國民黨與蘇聯正式建立了聯盟關系,開始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行動。6月,中國共産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共産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这两个“联合”,是孙中山先生毕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择,也决定了黃埔軍校容纳百川湖海、汇聚天下英才的时代先进性。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帜是“红色”,还是“蓝色”,甚至于“灰色”等别的颜色,只要你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强盛这个“金色”大业,我都可以与你联合。别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这也不禁让当代人联想起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猫论”。

        1923年2月,當孫中山准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特別邀請蘇聯政府派遣軍事專家和政治工作人員到廣州,協助建軍工作。並提出了委派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政治、軍事的初步設想,確定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等問題。關于赴蘇聯考察的人選,中共領導人參與了研究,張太雷參加了許多重要會談活動。孫中山在與馬林、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後,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4人組成;蔣介石(爲負責人)、張太雷(共産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産黨員)、王宗山(後爲蔣介石的英文秘書)。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範大禮堂(鍾樓)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後人概括爲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也就是這次代表大會上,宣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並通過了這一提案。這是孫中山在共産國際代表和共産黨創始人李大钊的幫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終于在充滿艱辛的荊棘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2)國共兩黨皆選派重要幹部到校任職

        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校的籌建。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爲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宣布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爲委員長,李濟深(鄧演達代)、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7人爲籌備委員。中國共産黨委派張崧年(申府)參加籌備工作。

        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教育目标是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军事政治人才。为此,国共两党对军校工作都极为重视,皆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亲自兼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并同意中共派优秀党员到黃埔軍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以保证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校长蒋介石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对军校工作尽心尽职。

        中共中央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黃埔軍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他们承担负责组织军校政治教育课,并开展得相当成功。在短暂的3年中,有5位中国共产党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专职分工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他们为军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使军校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博学多才,风华正茂,专职政治教官大部分是法、苏、德、日的留学生,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曾获得博士学位,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有的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理论家。如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阳翰笙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理论家、活动家都曾来军校演讲授课,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罗绮园、李求实、吴玉章等。

        軍校政治教育以進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知識教育爲內容,對不同黨派的思想理論實行兼容並包,其中以孫中山倡導的新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産主義教育爲主。軍校訓令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本校學生皆可閱讀。”教學大綱中規定的政治課目有: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蘇聯研究、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社會科學概論等26門課。軍校門口有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橫批是“革命者來”。這充分體現了黃埔軍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軍校重在政治建軍。

        (3)共産黨人身份的學員在軍校初期占有很大比重

        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建立组织,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注意培训革命军事干部的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在黃埔軍校招生期间,中共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和选送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在建校初及各期招生之前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认真选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报考”,“迅速多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优秀青年报考军校,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地万勿忽视”(《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70、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推动了共产党人和优秀分子纷纷前来军校任教和学习。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中共黨組織可以保送初試。1924年3月,共青團廣州地委發出第7號報告,稱將在廣州創辦軍官學校,擬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預備在將來參加軍人運動。共産黨人何叔衡在湖南長沙負責辦理軍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紹趙自選、陳作爲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見毛澤東。當時,毛澤東、恽代英負責上海的招生工作。北京、武漢、濟南等地的共産黨區委,分別遴選和介紹了一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投考軍校。錄取揭榜時,共産黨員蔣先雲名列第一。第一期錄取生中的共産黨員約占學員總數的1/8。

        周恩来在回忆黄埔岁月时说:“当时黃埔軍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80)据统计,黄埔第一期时,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有103人,其中学员88人,教职员15人。以后各期,共产党员师生人数又有增加。这批共产党员,在当时即是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物,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黃埔軍校的学习和磨炼,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员所占师生比例从刚建校时的十分之一,到三年后“军校分共”时发展到五分之一,在武汉分校中所占比例更大。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军校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黃埔軍校的纪律性。”“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在黃埔軍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他们顾及到基本群众的政治情绪。尼古拉·捷列沙托夫爱说:‘一个幽灵在黄埔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15~1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两党军队的核心领导人物。

        黃埔軍校中的共产党人对军校建设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建立有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全国曾拥有2万多名会员。在宣传上有“血花剧社”及多种革命刊物,其领导人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如《士兵之友》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铎,《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等。他们有组织、有领导、有策略地顽强地坚持了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竭尽了全力,使黃埔軍校在短时间内就办成了闻名于世的名校,“到黄埔去”的口号在当时风靡全国。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蒋介石也承认:“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黃埔軍校。”(《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载《政治周报》第5期)毛泽东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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